老父还乡

查看: 719|回复: 0
小石子 发布于 2013-5-19 19:51:02
7165486481817361775_500x332_220.jpg


那天早上,父亲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那个地方叫莲花池,是九江仅存不多的老城区的一部分,父亲在那里摔倒了,有人报警。救护车来时,父亲已昏迷不醒,不知道他的家人是谁。家人所制作的卡片和手机,父亲都没带在身上。
父亲至少在摔倒的那一刻,应该是清醒的。他想了些什么,他想说什么,无人知晓。他的子女与此地相距并不远,可是都不在身边,这给他的亲人留下了永远也抹不去的伤痛。



父亲喜欢步行。自从来到这座几个儿子所在的城市后,他一直都没闲过,九江的大街小巷,以及周边的郊区,几乎走遍了,说起来比我们都还要熟悉。

当然,父亲走得最多的还是甘棠湖和南门湖。起初,他刚来九江时,一天要走两次湖,而且是父亲所说的“大湖”,即两个湖连在一起。中途要停下来,在环城公园看戏,在甘棠公园看下棋打麻将。

从中医院出院的第二天,他就沉不住要出去走走,到他所说的莲子塘也就是和中广场坐一会儿(父亲对这座城市有自己的一套命名体系)。父亲很轻松随意地坐在高高的梧桐树阴下,看跳舞,看打太极拳。那里播放着音乐,靠西边是正在开花的荷塘。

父亲喜欢闻着具有乡野气息的荷香,这种气息容易让他联想到过去,联想到一片大湖——鄱阳湖,那个大湖每年也是这个时候,有无数个十里荷塘分布在各处,开满了云锦似的荷花,背脊乌黑的鱼群嬉戏在莲叶间,随后有沉甸甸的莲蓬,还有淤泥下白生生的莲藕。这是与稻田风格完全不同的又一丰收场景,同样让人喜上眉梢。

每天我都要问过父亲,走了哪些地方?叮嘱他不要走得太远了,别累到了。父亲总是笑着说,我能走时,走远一点也不累;不能走时,一步都是难的。大病过后,父亲每天都坚持走一小段路。有一天,他有些迟疑地告诉我:今天走了一个小湖。他是怕我怪他走远了,语气中却掩饰不住高兴。

父亲把步行视同生命。他曾说,要是哪天我再也不能走了,也就彻底不行了。自然,他把能否走路,走多远,当成了衡量身体状况的尺度。

有时,父亲走路也很艰难。早几年,父亲在半途中突然满头是汗,四肢乏力,甚至意识都开始模糊,身子似乎要倒下来,好一会才挺过来。医生说,那是低血糖。后来,父亲就带点糖果饼干在身上。再后来,父亲掌握了一点规律,低血糖就没发过,父亲嫌麻烦,糖果饼干也就不愿带了。

父亲脚上浮肿的那阵,还坚持走。有时快到家时,就差十几步就到了,他能听见家里的电视声,看见灯光中母亲的身影,可是竟一步都走不动,脚上一点力气都没有。歇一会儿,喘口气,他又努力往前移,一步一步地,直到家门口。
今年八月十八日,父亲出门后,突发脑溢血,就再也没能回来。他在路上寻求生命,最终也倒在了路上。

母亲每次出门,父亲都要问过母亲,穿的什么鞋,要她别穿打滑的鞋,生怕她摔跤,谁料父亲自己却摔倒了。

父亲舍不得离开我们。父亲身上开始浮肿时,母亲说,半夜他总是暗自哭泣,哭得眼圈都红了。父亲说,我并不是怕死,是舍不得这些儿女。

父亲走后,家乡的后山添了一座新坟,坟头上插着一只纸制的仙鹤,头向着南方。可是二回去时,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仙鹤的头对着了北方。不得不重新调整方位,让它朝着南方。奇怪的是,等到下回再去,它却再度朝向北方了。

其实,这些天来,风并不大,仙鹤身上的竹竿也并非插得不深,我不明白,仙鹤何以这般倔强?我想,或许可以作这样的解释:父亲一直北望,家乡蓼南的北面是县城,县城的北面是九江,那是他大多数亲人所在的地方,也是他生前居住过的地方,那里有他不尽的牵挂。在他乡,父亲心挂蓼南,在蓼南,他又牵挂他乡,何时才能真正无牵无挂?

越到后来,父亲越是依恋我们。我出差并不多,但每次父亲都要算我回来的日子,一天天地算,回来了,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所以每次出外,我内心都充满愧疚。难怪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

周末父亲便盼望子女到身边来,坐一坐,最好能呆久一点,聚在一起吃餐饭。母亲说,每晚父亲都要为子女们留门,只有到九点以后,确定无人来后,父亲才肯把门反锁,上床睡觉。子女们每次走时,他都要送到门口,有时还要送到楼下,一直等到转角,完全遮住了视线为止。

可是,出事的头天晚上,我跟父母说我走时,父亲在吃饭,几乎头都没抬,什么话也没说。我也没在意,以为父亲没听见。

回想起来,那天晚上很躁,有些不正常。母亲说,父亲没看电视,睡觉时一句话都没说,跟吵架了似的。早上五点来钟,父亲像往常一样出门,仍旧是默不作声。

六点钟,母亲起床后,坐在沙发上,一阵晕眩突然袭来,眼泪不知不觉就涌出来了。母亲不知这是为什么,以为要发病了,她一点也不明白,这正是父亲摔倒的时间。

这天早上,乡下老家,我叔叔家一个叫紫伊的孙女走到她奶奶身边,迷迷糊糊地说,奶奶,我昨夜梦见三爹(我父亲)到家里来了,他站在厅里,身边有好多人,都不认识。就在这天上午,我们告诉叔叔说,父亲摔倒了,在医院抢救。
有人说,人死之前,魂魄早几天就走了,并非死的那一刻走的。莫非,父亲早在摔倒之前,就魂归故乡了?



父亲曾在第四个本命年遭人陷害,在县城经受囹圄之灾,不明不白地羁押。尽管后来水落石出,得以****复职,但是,所造成的深重创伤却难以平复。

出狱时,父亲头发几乎全白了,想必有比时间更无情的东西折磨过他。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迫害过他的人家,指着那些“狗东西”(母亲语)高声大骂,吓得他们撒腿就跑,不敢回头张望。

父亲只想羞辱他们,并没有追赶,更没有动手。母亲说,事后父亲谈到这一情景时,就忍不住哈哈大笑。

父亲力气很大。年轻时自不必说,能挑五六百斤。即使在退休前的头几年,他还能一手夹一箱一百二十斤重的铁钉,二百四十斤的负重,一公里来回,他健步如飞,面不改色心不跳。

父亲七十多岁时,从九江二中搬到一里开外的建行宿舍,所有大件家具都是父亲一人背过去的。其中,有个三门衣柜,即使是四人抬着走过车来人往的街道,也绝不会轻松。真是难以想象,父亲一人是怎么背着那些庞然大物穿过攘攘闹市的。

父亲少年时,曾拜师学过洪拳,可他一生却从未出手伤过人,连一只蚂蚁都没伤害过。父亲拥有力量,但内心却从没有暴力。父亲蒙冤时,曾有人想对父亲动手,父亲霍地站起来,那人向后趔趄几步,坐回位子,变得自在起来了。

如果从《三国演义》里找位与父亲对应的人物的话,我认为是关公关云长,发乎情,止乎义。义者,宜也,符合分寸。
父亲受到伤害,做子女的却无能为力。那时我还在上高中,又能做什么?不懂得如何安慰父亲,连申诉材料都不会写。在求告无门的日子里,只能幻想着、吁请着上天助我,内心充满着巨大的屈辱和无尽的愧疚;只能强掩着复仇的怒火,隐忍地活下去。

活着,且要记住。我们在课桌上寻找力量,同时,也在静待着那些害人者疯狂之后必然的灭亡。是的,对待那些小人,所能做的,就是时时能听到他们倒霉的消息。因为我们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善人无力做到的,老天会帮忙做到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最早一个年头,我是沙湖山公社第一个真正经过高考考上大学的。我还记得,录取通知书来时,鄱阳湖水天相接,苍茫一片,小岛四周被水所困,我不知道通知书是怎样送到手的,那真是喜从天降。

那天午饭,尽管没什么下酒菜,但父亲倒了满满一茶缸酒,吃着喝着,说着笑着,泪水也流下来了。他用拇指沿鼻翼一路往上,倒推着拭去泪水。往后,我的两个弟弟都先后考上了大学,在那个年代被传为佳话。父亲自然很高兴,那些曾经的伤害,似乎也渐渐淡化成往事。

父亲酒量很大,到底多大?没问过父亲。只听说,年轻时他把不少大人物喝得东倒西歪,不是往桌底钻,就是从窗口往楼下跳。来我家做客的亲戚若是端上了酒杯,不想适可而止的话,得想好等会儿该怎样出门。

父亲有时也会喝醉。回家后,他高大的身躯躺在床上,像一位酣睡的巨人,一睡就好几个时辰。被子盖上去,高高的,上面还要裹件大衣——大概醉者怕冷,看上去,俨然一座山。

随后,这座山便时起时伏,并源源不断地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来。你会感到,整个家里桌椅板凳连同窗上的玻璃,都随之微微震动,全都笼罩在酒香氤氲而成的甜蜜氛围中。我自小就对大山充满敬畏,我想,大概是发轫于此吧。

八十二年后,父亲倦飞知还,托体山阿,成为家乡后山的一部分。当我轻轻地走近他时,不敢惊动他的酣睡,当他仍是酒醉未醒之时。他身上盖上了一层厚厚的 “被子”,可这回是大地之被——金黄色的泥土。黄土在父亲身上高高地隆起,像是一座山。

四野是绿色的庄稼,以及在风中舞动叶片的树木。北面是山色空蒙的庐山,南面不远处是草原般碧绿的鄱阳湖。我孩子五六岁时,爷爷牵着他的小手,说是去看大海,回来孩子写的作文,还得了高分,其实所谓的海就是旺水季节的鄱阳湖。可以说,父亲一辈子都是在湖畔度过的,那是他最熟悉和最热爱的地方,如今,他终又回到了它的旁边。

父亲头北脚南地睡在黄土垒成的小山中,安详而又平和。他终又回到了祖先的土地上,像一片叶子又回到它所从来的根部。不远处是他的父母和兄弟,还有别的众多久违的亲人,他一定不会感到寂寞的。

我能感觉得到,就像是山总会吐纳云雾一样,山依旧还在呼吸,只是我们看不见罢了,而呼吸的节奏时时震颤着我们的心瓣,让我们异常地痛楚。



一次聚会后,父亲对母亲说,我到哪里,孩子们都是夹鱼头我吃,大家总以为我爱吃鱼头呢。父亲笑着,觉得蛮有趣。原来这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错觉。

小时候,就记得父亲常吃鱼头,以为他是喜欢吃,根本没想到,父亲是不舍得吃鱼肉才吃鱼头的,他把好的全让给了儿女们。

父亲疼爱每个子女,每个子女在他心目中都同样重要,不可替代,决不厚此薄彼。他思念所有的子女,留恋所有的子女。

早些年,大姐患气管炎,父亲用一辆板车推着她到处治。姐姐记得,父亲把褂子盖在她身上,口袋里两支很好的钢笔在颠簸中弄掉了,一支是英雄牌的,一支是派克的。

有一年,父亲调到星子县商业局。调令都下了,并且已经上班了,大姐不舍得父母,在父亲面前哭泣。是啊,大女儿身体不好,走了谁照料?父亲心一软,又回沙湖山来了。姐姐总说,她的一条命是父亲捡来的,不然早没了。

三弟小时头上生疮,奇痒难受,一抓就流血。父亲不知从哪里找来偏方,买来豆子,放到口中生嚼,一口口地嚼,嚼成泥状,然后敷在弟弟头上。敷了多次,弟弟的头疮奇迹般地好了。可是,我真不知道,父亲是怎样做到生嚼豆子而不恶心得吐出来的?因为光是在一边闻闻那股腥气,就受不了。

常记父亲送我和弟弟返校的情景。他帮我们挑几十斤重的行李,从沙湖山动身,一直要穿过漫长的湖间草地,送到对岸的河边。他一路说着话,像微风一路吹过草上,风过草偃。到了河边,父亲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我们过河,然后看我们走上湖岸,不见人影了,他才独自回去。一来一回,他要走四五十里路。

父亲几乎不说读书的好处,更不劝学,但从他殷切的目光中,不难看出,世上再也没有什么比读书更有意义的事了。父亲在县城被关押时,还不忘带信给大哥:即使变卖家产,也要让弟弟们读书。事实上,我家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产,父亲这样说,也只不过想坚定大哥的决心罢了。

父亲一生都在他乡度过,搬过无数次家,家中所有乏善可陈。没置过什么家具,到老来基本上用儿女们更新换代所淘汰的,这件是谁的,那件是谁的,七拼八凑,风格各异,像一间博物馆。母亲说,父亲当时管那么多事,手里那么多东西,从来没想到为家里做点什么。

母亲告诉我,她曾亲眼看到,那年爷爷公干归田,只带回自己住的一顶蚊帐,上面还穿着竹竿。爷爷说,要那么多东西干什么?我有四个儿子,他们都是钱,做人要硬气。

整个高中阶段,我家一落千丈,深处低谷,饭都吃不饱。给我的印象只有饥饿,和饥饿带来的晕厥感。

一次,我在环校冬青树后的小道上诵读课文,一阵晕眩,仰面倒下,一旁就是磊磊坟茔。从短暂的昏迷中,我苏醒过来,口里净是泥腥味,竟奇怪自己怎么会在这里?那一刻我离死亡并不遥远。随后,身子再一截一截地自己支撑起来,捡回了甩在一边的课本。

就这样,在父亲高窗企盼的目光中,我们在灾难中、在极度虚弱中坚持下来,坚守着父亲那个朴素的信念——唯有读书高。

我总认为,是父亲的苦难成就了我们的大学;如果没有父亲的屈辱,也许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可是,我宁愿不上大学,也不愿意父亲遭受这种灾难。



爷爷是民国时江西法政学校毕业的,但他不愿从政,而只是在乡间教教私塾。饱读诗书的大爷,临终前对爷爷说,得让弟弟们读书,如果都读,就怕缺劳力,生活难以为继,那就让识性的先读吧。

事实上,爷爷并没有让悟性最好的父亲先读,而是首先选择了他最疼爱的长孙——我父亲的侄子读书,后来又让我叔叔读书。可惜,他们都半途而废,没能学成。

父亲没上过一天学。父亲七八岁就帮人家打长工,还要护送侄子到邻村去上学,如果侄子逃学了,爷爷不去责备孙子,而是怪罪父亲,仿佛他孙子不愿读书也是我父亲的过错。因为大爷早逝,父亲为了这个比他大半岁的侄子,不知挨过爷爷多少打。父亲即使到了七八十岁,还会说到爷爷用长烟杆抽他的事,他笑着说,我不跑,随他打。

尽管父亲没上过学,但是父亲一直很热爱书本。我读小学时,他曾说,那些有字的纸片不能随便扔在地上,更不能踩,得捡起来收好。可见,他对文字充满敬畏,他相信,那些远古祖先所造的奇异符号上一定附着了神性。

父亲是参加工作后,才有缘文字的。有一次,组织让他去秀峰脱产学习三个月,他没学理论,而是选择了识文断字。他写的第一篇文字是一封汇报信,上司瞪大了眼睛,几乎都不敢相信,事后问父亲,老杨,是你写的吗?父亲笑着点点头。

后来,父亲可以看报纸,还可以看小说。父亲喜欢《水浒传》,他曾经买过一套墨绿色封面三卷版的,坐在矮凳上,一本本地看完了,里面的人物他能讲得活灵活现。

《水浒传》中贯穿始终的是义,而贯穿父亲一生的核心品格,我认为也是义,是义气,更是情义,而诚实和善良均在其中。

十二三岁时,父亲就是一个成熟的大人,高大健壮,力能扛鼎,很早就成为家中的主要劳力。别人不做他做,别人做他多做,不分彼此,不怕吃亏。人家过年,他要穿着草鞋到几十里外的吴城街,贩鱼贩大蒜到老家来卖,赚的一分一厘全都交给大人。

有一年,一个夏天的中午,太阳当头晒。人家都在午休,父亲还在一担担地往地里挑脚粪,最后一担挑完后,父亲歪歪踩踩地走回家,走到磨房时,突然土箕一抛,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这回父亲差点死了。奶奶疯了一样,头发蓬乱,在天井上叩头跪拜,向上天祈祷,紫红的大包一个连一个。失去长子已让她丢了大半条性命,她不能再失去别的什么了。父亲的头发全掉光了,为治病之需,他学会了抽烟。

病愈后有一阵,奶奶总是把这个让她心疼的儿子拴在身边,不离须臾,连去地里摘辣椒,都要牵着他的手同去。



在父亲墓前,母亲悲伤地哭诉着,我没有一刻不想你,只有睡着了才不想。母亲还哭着追问,你到哪去了呢?我怎么好久都看不到你呢?

父母相依相偎,在一起生活了六十八年,那是比钻石还要牢固的姻亲。母亲今年也八十了,她十二岁就到杨家来,十四结缡。他们既是夫妻,更是兄妹,情同手足,恩深似海。

父亲到了晚年,右耳失聪,同他说话得放大嗓门,奇怪的是,唯独母亲不需要。我猜想,父亲甚至无需听她发音,单是看看她的口型,就知道她在说什么,看看她的神色,就知道她在想什么。他们间的默契,竟至于此——语言是多余的。

这些年,我回家看他们,当我用钥匙开门的那一刻,多半看见二老并排坐在沙发上,像一对好兄妹似的,在轻声交谈什么。偶尔,我晚上送点东西过去,在客厅里能听见房门里,父母在床上低声说话,他们有着说不完的话。

有时,父亲也发脾气骂人,母亲只是笑,她说,我一点都不生气。

自从嫁到杨家后,母亲从来都只是干家务,没到外面干过重活,日子再难,都是父亲在前面挡着。父亲一直是这样爱着她护着她,不让她累着苦着。

母亲说,几乎每生一个孩子之前,父亲都要坐到床上去,把母亲拥在怀里,安抚她,镇定她,为她助力加油,一起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奶奶说,父亲心好。

父亲是爷爷奶奶的第三个儿子,却是家中最得力的一根顶梁柱。爷爷奶奶临终前,先后都把自己最放不下的事托付给了父亲。一位要他照顾好大哥的遗孤——侄子,一位要他照顾最小的弟弟,唯独不担心父亲的一大家子人。他们相信,父亲自有办法。

父亲除了养活自己一家人外,始终不忘大人的嘱托。父亲一直都在关照堂兄,直到他的子女长大。叔叔从长大成人到娶亲成家,全都是父亲一手包揽的。

父亲和二伯父感情笃深,有一段时间两人没见面,就会思念得不行,再相见时,兄弟俩必定执手相看,泪流满面。

那年的一个下午,二伯父在父亲怀里离世了。父亲把他从县城接回老家兄弟俩合做的房子里,一直抱他到天明,整整一晚都在小声地跟他说话,当他没走一样。

父亲的忧伤,很长时间都难以消失。经常是喝酒时谈到二伯父,说着说着,父亲就会哽咽,就会流下泪来。二伯父是父亲为之流泪最多的人,我几乎没看到他为别的什么流过泪,哪怕说到被无辜囚禁的事,他也不会流一滴泪。

二伯父去世后,留下二伯母,父亲当仁不让地照料起未亡人来,从养老治病一直到送终,全程关怀。每年过年,必定先把肉啊米啊油啊还有钱啊送去二伯母,然后再考虑自家怎么过年。

母亲说,父亲从来没为钱哼过一声。母亲有次问他,没钱你怎不哼一声?父亲说,哼又有什么用?钱又哼不来的。不仅不哼,他还从来都不借钱,不求人,艰难的时候,总是硬扛着,苦干着。

父亲接济亲人,并不是因为富足,而是基于很强的责任感。

父亲还救助过许多可怜人。他在沙湖山东湖做领头人、分场当场长时,那些逃荒要饭的,那些孤寡老人,那些体弱多病的人,有的连说话都无气力、走路都不稳的人,只要力所能及,他都接纳下来,让他们有事干,有饭吃。往往救活一个人,就救活了一家人。而有的地方见到这些令人头痛的人,则唯恐避之不及。

我大姐夫,原是一个孤儿。一头棉絮一头木桶,是他全部的家当。他出外流浪路过东湖时,父亲看他冬天里还打着赤脚,又瘦又矮,甚是同情,把他留下来种地。后来,父亲逐渐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姐夫即使身无分文,连个来做客的亲人都没有,但他精明勤快。进而,父亲把自己的大女儿也嫁给了他。不但没要一分钱彩礼,而且还要帮他操办婚礼。

杨家有位人称为“疯子”的人,那些年,每年都要到我家去住几天,我家搬到哪里,他就找到哪里。他正常时说,我父亲人好。



父亲一九四九年去永修县滨湖地区开荒种地,一九五八年到星子县沙湖山垦殖场参加工作,一九七三年调沙湖山供销社工作,一九八〇年调蓼南供销社工作,一九八六年退休。

作为工作着的父亲,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他在沙湖山充满激情的岁月,而是在东湖那段牧歌般的最美好的时光。

东湖是沙湖山垦殖场的一个大队,位于修河流经鄱阳湖与赣江汇合的上游不远处。靠近河岸,那里有一片肥沃而湿润的土地,日晒夜露,种什么,长什么,就是架不住大水淹没,所以,有时候这么一块丰饶之地,弄不好还会颗粒无收。
父亲去后,首先做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挑土筑墩。沿河筑起三个大土墩,相当于鄱阳湖的人造陆地,三艘不沉也不会漂移的巨船,然后把队部和村落全搬到这只“方舟”上。这一来,一般的大水都不成问题,一切都安稳了,大家一个劲地劳作,没有了后顾之忧。

父亲在那里的三年,虽说是领头人,但干得比别人还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连年丰收,大家的日子很好过。晚上即便不开会,大家都自发地来队部玩耍,下象棋,看连环画,纳鞋,嗑瓜子,谈天,猜谜语等等。队部的南面,是一条静静的日夜流淌的大河。

父亲在队里有着崇高的威望,连一家子吵架,也要找他评理。晚上,父亲经常要到沙湖山总场去开会。不管多晚,队员们都会打着草编的火把,穿过草地,或许还有一段水域,步行七八里路来迎接父亲,回去时一路说说笑笑,好不热闹。
东湖在那条大河边上,与江南名镇吴城隔河相望,对面有狮子山。河里有船帆,有木排,排上有歌谣。岸边有洗衣妇,有棒槌声里扩展的涟漪。土墩上有木屋和茅屋,桌上有油灯,盆里有炭火,嘴里有香喷喷的瓜子。地里有好大的西瓜,有萝卜和芝麻。耕地边缘有大片的湖水,有芦苇,有候鸟。啊,还有一伙彼此没有纷争、过着恬静农耕生活的人群。我至今还怀念那个地方,那是我所认为的世外桃源。离开东湖,不啻为失乐园。

父亲是个聪明人,他做什么会什么。种地,不消说,父亲绝对是把好手;售货,父亲珠算、心算全行;木工、泥工,达到专业水平。父亲还会理发,我们小时候的头都是父亲剪的,直到上大学,才到外面理。父亲的口才也堪称上好,故事讲得栩栩如生,你百听不厌,如果稍作整理,不用添枝加叶,就是一篇好文章。

父亲与其说聪明,还不如说是智慧。父亲人情练达,世事洞悉。他看得清,但不较真。厚道宽宏,温和随意。和父亲在一起,永远都像是坐在春光中一样。



父亲五十六岁退休,六十整患糖尿病,到今年二十二年了。父亲受尽了病痛的折磨,吃尽苦头,但他从不言苦。

在一次捡药回来的路上,父亲对我说,光是中药我起码吃了五六百斤,要挑好几担。吃到后来,父亲吃什么都反胃,鱼和肉腥膻难闻,一点都不想吃。还常常拉肚子,腿软得站不起身。

父亲还吃了无数的玉米须和凤尾草,都是用来辅助降糖的,一天要喝几大碗水。后来皮下注射胰岛素,那些降糖药才停了,每天又免不了要遭受皮肉之苦。

这六七年,父母在九江住,三弟和我先后帮父亲打针,早晚各一次。再忙这件事我们都不会忘记。有时单位临时有事实在去不了,偶尔也让父亲自己打,下次去,看到针头歪了时,我心里不知有多难受。所以尽量不让父亲打。由于并发症,父亲的视力不行,看不清刻度,也打不准。

后来几年,父亲老得很快,景况一年不如一年。

去年年底,浮肿加重,父亲不肯住院。今年过年不久,父亲浮肿得更加严重,即使用白蛋白,也压不下来。一住院,血肌酐升高,医师建议血透。父亲不同意,他说宁愿回家。再检查,肌酐再次升高,出现尿毒症,得赶紧血透。做了很久的工作,父亲才勉强答应。

记得第一次血透,医师在父亲大腿上扎针,为了找到血管,老粗的针头在他大腿根部来回搅动,扎下又拔出再扎下,几次三番,仿佛不像在人体上操作。医师额头上满是汗,我和弟弟眼里全是泪。我们只有握紧父亲的手,对着上天寄予期望。可是,父亲抿着嘴唇坚韧地配合着,脸上一点都看不出痛苦的表情。

后来,为了做长期透析的打算,医生在父亲手上置管,做了手术,术后没用镇痛棒,父亲强忍疼痛,辗转难眠。一只缠满纱布的手,搭过来又搭过去,放哪里都不是。过了四十多天,伤口才愈合。

其实,父亲后来血透的效果挺好的,他自己也很有信心,他能吃饭了,还能走路。我和姐姐对父亲说,像这样治下去,八年十年没问题,到时我们都来帮您做九十大寿。父亲笑着说,哪活得那么长?

父亲很想活着,即使受苦受难,也心甘情愿。活下去,坚定地活下去,是因为有那么多的牵挂割舍不断,有那么多的留恋挥之不去。

其实,父亲一生命运坎坷,苦多乐少。幼年家贫失学,放牛打长工,悲苦伴童年;早年开荒种地,披星戴月,受尽劳碌之苦;工作之后,由于他的善良正直,风刀霜剑,竟遭牢狱之灾;晚年稍得清闲,本可颐享天年,然而,疾病又接踵而至,备受药石之苦。

然而,父亲所得到的爱戴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拥有的。

小时候,哪怕一里开外,即使不可能看到,我们也能知道,父亲来了。因为我们能清晰地听见父亲特有的脚步声,正啪嗒啪嗒地向家里走来,整个地面都为之震动。

我们把父亲几乎是当神来崇拜。除了父亲,我没崇拜过任何人,哪怕是在造神运动的时代。父亲是智慧的化身,是力量的化身,他有着不可置疑的崇高威望,在外是这样,在家更是如此。到了很晚,我才发现父亲也有缺点。但即便是他的缺点,我们也爱,同样构成我们尊敬他的一个组成部分。

父亲的幸福主要来自于子女的孝敬和疼爱。所有的苦难,都可以从中获得安慰和化解。他所得到的快乐,比所有的痛苦加在一起都多得多。他感觉到了生命的意义。

父亲尽管坎坷一生,但也富有一世。

有件事到现在我还把握不准,父亲摔倒后,我们到底应该手术救治还是保守治疗?如果是后者,父亲很快就会离开我们,或许没有多少痛苦;如果前者,尽管尚存一线希望,但更可能的只是延缓时间,却要遭受刀剪之苦。当时,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现在,当父亲离去之后,想到他行前还要经受剧烈的痛苦,带着不能愈合的伤口离去,我们心里充满着巨大的痛苦和不尽的遗憾。我想,为了这一线微茫的希望,是否太残酷了?

可是,难道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告诉我们,老天爷。



其实,父亲越到老年,越想还乡。

父亲十八九岁离乡后,一直在外奔波。那年****复职后,他哪里都不想去,带着一颗受伤的心从沙湖山乡回到了老家蓼南乡供销社。他对母亲说,回来好。那是爷爷年轻时开店的地方,他小时候常去那里。只是老街渐渐退出一旁,又多出了一截新街。他有很多的熟人,那些人叫得出他的小名。他们不买东西,也常来转转。

有位女老人家,对别人说,听说和公塘街(蓼南街)上来了个大个子,知道是谁吗?那是“秦王”,我得抽空去看看他。可惜,没多久老人谢世了。这位老人是父亲大哥下堂(改嫁)的嫂子,父亲曾多次帮她家干过农活,这位老嫂很疼惜父亲。

父亲在街西买了一块地,做了一栋三间屋的老式房子,有风火墙,有画檐,瓦脊还有一个小小的宝顶。煞有介事。用的大多都是从沙湖山拆来的旧砖旧瓦和旧桁梁。父亲很喜欢这幢房子,通风,朝阳,视野又开阔。

父亲在屋前种了一些菜,在周边还种了几棵树,有樟树、柏树、苦楝子树,还有桃树。桃子中间是嫣红的,又酸又甜,很好吃。父亲退休后,就在家种种菜,后来还在厨房朝马路的一角开了个百货小店,叫“归来”,名字是我取的,并用墨笔描出字样来。父亲自得其乐,间或还要喝两盅。

父亲得了糖尿病后,在县里治疗了一阵后,回家吃药。九八年左右,父亲再次因脑血栓住院,病愈后,为方便治疗,就到县城妹妹家附近住,这样,父母又一次离开家乡。父母本想住住就回蓼南,但终究没去。不但没去,二零零四年,还是为了就医,父母搬到九江来住了,离蓼南就更远了。尽管子女们大多都在九江,但父亲住得并不踏实,总觉得自己是做客一般,迟早是要回去的。

几乎每年租房合同期满,父母都要吵着回乡下去,但都没有成行,因为看病不方便,再说,我们回去看望一次也不容易,无奈之下,父亲勉强又住下了。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父亲回乡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到后来,父亲去医院的频率高起来,就不再提回乡了。

父亲想回家,而诸多实际问题,又使得他有家难回,这就构成了严重的悲剧意味。父亲的乡愁又多浓?难以设想。

去年,父亲私下里对母亲说,还是跟孩子们说说吧,让我们回家去,不想一把老骨头还留在外头。父亲面带微笑地设想着,回去,在院子里做个小小的房子,够放一张床,两个人住就行了。那里有水井,有菜地,还有很多亲人和熟人。可是,父亲只能是憧憬而已,并没有付诸实施。

今年年前,父亲好像有预感似的,对大哥大嫂说,端午节后,房子租期快到了,我一定要回家,你们回去帮我们拈出一间房来。

两个半月后,父亲摔倒了,永远都没有站起来。这回,父亲真的回家了,终于回家了,回到了蓼南,回到了山口杨家。聊以慰藉的是,父亲是在回到家中后,不久才渐渐离去的。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许,大哥门前几棵高大的水杉逐渐浓重了它们的阴影,不远处的地头,几只黑色的鸟在啄食着什么,观望着什么。父亲的下颌松弛下来,脉搏一点点熄弱,就像西边下山的夕阳,慢慢淡化,慢慢下沉,直到最后消失。

一切都十分平静,就像一场摄人心魄的豪雨之前的平静。



一位好父亲,完全抵得上一所好大学,甚至还多。

我想,他想传导给我们的,不仅是涉世之初的那些美好印象,更是相伴终生的真诚、善良、正直、无私和宽容等美好品格。或许他要求我们,不仅要传承这些美好品格,还要传承对这些品格的坚定信念——做个好人,平安一生,快乐一生。这种快乐是发自内心的、对自己的激赏。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能够坦荡、磊落地度过一生更快乐的事了,父亲就是这样度过的。我相信,这是因为他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抵御那些相反的力量。印象中,父亲没有什么举手蹙额的烦恼,没有眉峰紧锁的忧愁,一切顺任自然,随遇而安。

父亲走后,我们很难过。因为需要安慰母亲,这种难过,反倒先放下来了。孟子曾说,君子三乐。而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乃其中之首乐。而我们呢,一个多月前,还为此而庆幸而快乐,可是一个多月之后,一棵大树轰然倒地,父亲大人永远地走了。我们内心的悲哀,真是无以言表。我想,父亲的离去,我们一时还只有痛楚,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失去的到底有多大?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家父却弃我而去,我绝没想到要经历这样的褫夺,要在极度哀伤中度过。而父亲的离世,将成为我人生的分界线,或许一切将因此而有所不同。

其实,我们无需父亲说什么做什么,只需父亲活在这里,就满足了,就有了支柱,就有了温暖,就有了力量,日子过起来就更有意思了。可是,谁能还我们一位这样的父亲?

谁都知道,一艘消失在地平线上的帆船,尽管我们一时看不见它,但它并没有真正消失,它在世界的另一头。冬天的叶子掉下来,只剩下树枝和躯干,但是树的生命还在其中,没有消失。我相信,作为一位行者,父亲只是走出了我们的视线,他一定还与我们同在这个世界上,他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孜孜不倦地行走着。

来源:杨振雩

被以下看板推荐: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手机版|关于稻田| 稻田 ( 豫ICP备13004607号-1 )

GMT+8, 2018-9-19 14:03

Powered by Discuz! X2.5

© 2001-2012 Comsenz Inc.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