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孤独的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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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于林海 发布于 2013-11-1 12: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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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究不是个太能忍受孤独的人。

隔一段时间,他就给他在作协的朋友打一个电话,或者发一信息,内容又总是千篇一律:有空吗?

很多时候朋友总是回复,对不起,在开会或在外地。他便有些沮丧了。

朋友是他八十年代结识的,那时,他们虽不在一起工作,但都属于在当代文学批评界兴风作浪的人物,那时朋友在文坛的名气可比他大多了,朋友与他人联名的长篇大论铺天盖地,一水的新潮之见,是先锋文学的狂热鼓吹者,他也一样,挥舞着前卫、先锋的大旗冲锋陷阵,那时,他还在河北文联的一家报社工作。

后来他来到了北京,居住在团结湖,而朋友所在的文联大楼又驻扎在近处,虽然彼时他在青年电影制片厂上班,但因了不坐班,又一心扑在文学上,也没正经上过班,没事时就流窜到朋友当时所在的一家威震文坛、影响力巨大的报社聊天。他在那段日子里也时常会在朋友所在的报上发表一些批评文章。

他清晰地记得那段美好的时光,大家都还年轻,都充满了对文学的热爱,富有理想与激情,所以每当他窜到他们办公室时就会兴高采烈地谈天说地,也不管人家是不是在干活———除了流窜到那家报社,他偶尔还会蹬个自行车,跑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去找人侃大山,以致多少年后一位大姐还对他说,在那个年代,只要听到楼道里传来大声地说话声,我们就知道王斌来了。

那时候为什么就会这么的多动症呢,他想,而现在,他更愿意一个人清静孤独地呆着,少与人进行交流,这种变化连他自己都感到了奇怪。人的性格或许会随着年龄和境遇而改变,他想,他也只能如此解释了。

他记得那时他和朋友对当代作家张承志的小说发生了严重的观念分歧,私下里争论得面红耳赤,朋友当时反对理想主义,尤其是张承志小说中所体现出的理想主义,而他坚持着理想主义的立场,甚至认为张承志小说中所反映出的朝圣者精神正是时代所稀缺的。虽然各自的观点相持不下,但从没有影响到他们间的友谊———直到今天,朋友才自我检讨说:当年我对张承志的批判是错的,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理想主义。这让他感到了欣慰。

可一切的一切都终结在了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在那个漆黑的夜晚,理想破灭了,朋友们各奔东西,从此做鸟兽散,他也很快转入了电影界。虽然文联大楼依然在他家附近,依然距离他仅一箭之遥,可他再也没有登上那座楼,出现在朋友面前了。那个可怕的夜晚就像一道无形的分界线,终结了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也开启了另一个令他感到陌生的时代,而这个被开启的时代,就像打开的潘多拉的魔盒,向着精神与道义的沦落急速下滑。

在随后来临的九十年代,他基本上是麻木和迷茫的,他只是看着城市与人在发生改变,渐渐地开始有了酒吧,有了迪斯科舞厅,也有了零零星星的咖啡馆,那时,他更多的是被这些突然拔地而起的时尚玩意儿所吸引,因为一切都是从未见过的,他仅仅是从西方的小说中读到过关于它们的描绘,他对这些新鲜事物充满了一种孩童般的好奇,可一旦置身在这些环境中时,他又会滋生一种落寞与无聊感—————他找不到感觉,觉得那里的一切都让他在心理上感到了陌生与疏离,但在当时他也只是责怪自己,责怪自己不能与时俱进,不能迅速地蜕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仍停留在一个往昔的已然消逝的年代中,这让他感到了苦闷。

他那时真的在不断地自谴,但一时又改变不了这种感觉,他唯一有点感觉的是九十年代初期的酒吧———那时酒吧里的客人稀少,除了老外占多数,国人也就零零散散的几人,而且基本都属“文艺”青年。那时泡吧有种奇怪的心理,觉得只要来此一“泡”,仿佛就与庸俗生活脱离了关系,酒吧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符号,代表了一种反主流的人生的态度,也就是说,它自身就代表了一种行为上的离经叛道。

那时还没有三里屯酒吧,只在体育馆东门边上有一家“电脑洗车酒吧”,风格是美式的,装修得象是一个颇大的猎人屋,又有点西部风格,呆着就如同置身在另一个遥远的大洋彼岸的西部世界中,这种感觉蛮奇异的。但他真正喜欢的不仅仅是这些,而是有一群可以畅所欲言聊艺术的朋友,这其中还有几位跑到中国来读戏剧或电影的法国与美国的年轻朋友,他那时是他们的中心人物。他们围坐的这一桌人常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有一次有一唱摇滚的何勇,冲着他们这桌人吼了一声:嗨,你们这桌人长得帅!

他那时与文学界朋友都断绝了往来,他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活着,只是谨慎地把握着不让自己卷入他所不耻的肮脏、堕落的生活中去。

后来有了三里屯酒吧,一开始的来者也大多是电影圈的人,而与酒吧隔街相望的,则是一长排买新潮服装的临时摊位。一到白天好不热闹,他时常会心血来潮地窜到那里去挑上几件衣服,并且很快学会了厚颜无耻地侃价,甚至有几次还拉着艺谋也一道去买服装,艺谋不好意思侃价,他就没皮没脸地一通猛侃,侃得艺谋的脸都挂不住了,嘿嘿乐着说:行了,就这价吧,他还不依不挠。

那一段时间年轻导演找他聊剧本,他们都会在三里屯找一地儿。有一次他们一拨朋友在三里屯一酒吧聊剧本时,一扭头,发现旁边几张桌上的人也在兴致勃勃地聊着剧本,他们大笑了起来,还狂妄地高呼一个电影时代来临了。

他记得他的朋友中只有艺谋不喜欢泡酒吧,每次见他聊起酒吧,他的嘴角就会流露出一丝不解与不屑:酒吧有啥意思,纯粹浪费时间,艺谋总是这么对他说,他只是乐着,也不辩解。

可他还是拉着艺谋去过酒吧两次,一次是他的朋友李陀回京,想与艺谋见一面,因为他们也是朋友,他安排在了电脑洗车酒吧,或许那个晚上是他们是呆在露天,没进酒吧里面,又加上那时的酒吧人也少,艺谋基本对酒吧没有任留下任何印象,只顾着聊天了,或者他也不会有人挺不快地对人说起,我唯一的一次进酒吧还是被王斌拉去的,什么呀,乱哄哄,根本谈不了剧本。

所谓的“唯一的一次”是他有意的安排的,他私下里就想让艺谋真正的体验一下酒吧,所以与编剧的聊剧本有意识地安排在了一家暴火的酒吧,结果没呆上一会儿,艺谋就皱起了眉心,觉得不喜欢酒吧的气氛,说话还得吼着,否则谁也听不见,从那次以后,艺谋没少数落他诓骗他进了一次酒吧,他总是笑而不言。那个时候好象认识艺谋这张脸的人还不算太多。

再后来三里屯酒吧就不能去了,它成了城市生活的流行时尚,来的人也开始杂乱了,酒吧对他不再具备吸引力了;再后来呢,在他家的不远处的兆龙酒店对面,又新起了一家名曰“豹豪”的酒吧,他也不知怎么就认识了那家酒吧的老板,是一个待人接物谦恭得体的人,他希望他能介绍些朋友去他哪坐坐,并给了他一张打折卡。他觉得这家不在三里屯,而且来人也少,就时常约人到那里去聊。渐渐地演艺圈的熟脸也开始多了起来,于是那家酒吧不久后也开始火暴了起来,他只要偶尔地出现在那儿,一准能遇见几个熟人。

很快那家酒吧来人也开始混杂了,他又失去了兴致,基本不去了。很久以后的一天,他的一位演艺界的熟人在那家酒吧被人绑架了,最终还是被营救了出来,他听了之后只能发出一声感叹,他觉得曾经以往的酒吧生活距离他已很遥远了,竟恍如隔世。

那时,他远离了喧嚣的生活,也不再责怪自己的落伍了,相反,他逐渐地在认识自己,他知道以前的生活对于他只是一个必要的体验过程,这一过程几乎与北京的城市现代化进程同步,当他完成了对这一座城市的认识之后,这种生活于他就不再具有诱惑了,甚至还有点儿索然寡味。他又会重新回到了自己最舒服的一种闲散的状态,他知道了,以前所谓的感觉不舒服其实正是内心在隐隐地告诫他,那种无聊的盲目的生活状态根本就不属他。

他还记得有一段开始流行摇头丸,还有一些其它的什么嗨药,但他一概不懂,也有不少朋友曾经诱惑过他,让他不妨试试,说是能提升人的想象力和美感,他始终不为所动。只是有一次,他刚谈完剧本,被一哥们儿喊到了酒吧。他当时觉得聊剧本聊得昏头胀脑,也想放松一下。去了之后才发现酒吧太闹腾了,他有点受不了,虽然一打眼满是熟人,但他并不想多呆,觉得还不如赶紧回家一人呆着清静。

但他被朋友们拖住了,并给他要了一杯饮料,他坐着,迷迷忽忽地喝了几口,犹觉迷茫,觉得这里的一切声响都让他心烦意乱。没过一会儿,他忽然感到了头晕,心跳加速,身体也开始发虚发空,他觉出了奇怪。他留意看了一眼手中的饮料杯,发现杯内的沿壁上,有一道明显的黑色汁液在往下流淌,他纳闷地想,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他心跳得更加厉害了,他站了起来,说:我要走。可他刚一站稳,两眼便闪烁出无数个金光乱闪的星斑,密密麻麻万花筒般地向着他扑来,脑袋亦有些发飘,立足不稳了。他只记得自己说了声:哦,我怎么恩回事,我走不了了。他眼前开始发黑,血压一下子骤然升高,头沉得让他又一屁股坐了下来。

这时他感觉身边出现了几个人,是他的朋友,他们在嘶声大笑,笑声怪异,嚷嚷着让他别走,再玩一会儿。他坚持要走,挣扎地又要站起,仍站不稳。他摇摇晃晃地向门口摸去,这是一个二楼,这时有一他认识的女演员正好从门外闪了进来,惊诧地问一句,哟,王老师,你怎么啦?他摆了摆手,示意地说:我不行了。

这时有人搀扶住了他,一直将他搀到车里,将他送回了家。他跌跌撞撞地冲上楼,手忙脚乱、气喘吁吁地掏出钥匙打开门,甩手关门,衣服也没脱就一头扎在了床了,仰天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接着进入了深度的睡眠———那个晚上他的姿势一动不动,他扎扎实实地睡了一个好觉。

后来他问过那天晚上跟他一起泡酒吧的哥们儿:你们给我喝什么啦,说?他们只是发出诡秘的笑,但什么也不肯说,只是装傻地告他,没呀,你喝得只是饮料,哦,里面可能有点酒。

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如是一点酒他能抗得住,虽然他并不喝酒,一定他们在他的杯里偷放进了点什么异物,否则,他不可能会那么狼狈。但他至今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放了什么,

或许,这就是他唯一的一次“另类享受”。

有一次他与艺谋聊起了这些事来,艺谋一脸严肃地对他说,也有人跟我说那东西怎么怎么好,我还告你,我们可不能沾上它,一点也不能沾,沾了人就坏了,你也要小心点,不要上人的当,我就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会迷这些东西。他笑说:我是不可能沾上的。

这就对了,艺谋说,可别受人家的影响。

他逐渐意识到,过去泡吧,无非是有些无知的新鲜感和好奇心,这个劲儿过了之后也就不觉得有什么好玩的了。当时泡吧还有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原因,他想摆脱一下孤独感,可他最终发现,虽然有一帮人在酒吧里侃得热火朝天,气氛浓烈,但他依然会感觉孤独,感到与众人的格格不入,他好象有一个脑子始终飘浮在另一个时空中,在那里,他依然在独处,最奇怪的是,他竟发现越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孤独感益发强烈,于是他知道了,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并不属于他,他并不属于这个迷狂的世界,他只属于他想象中的那个并不存在的世界,他内心其实始终在寻找一种东西———但究竟是什么?他一时间还无法了然,他只是有一种隐隐然的感觉而已。

直到2006年,他从影视圈抽身退出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挣扎,终于重新拿起了笔,写下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遇》,这时他才明白,他在寻找的其实是人格的独立和自由的表达,是对迷失的自己与时代保持一定距离的审视与批判。文字才是他的精神故乡,而在此前———从1999年6月的那个夜晚之后,他竟然失去了它,而且失忆般地遗忘它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当他再次回到书桌前时,他忽然感到了一种多少年来都没有过的安然与恬静。

于是,他开始拜访久违的文学界的老朋友,当他看到他们两鬓染上了丝丝白发时,心中竟有了些难言的黯然与伤神。
绝大多数朋友都离开了文联大楼了,还在坚守的,只有他的这位老朋友了。他记得那一天他拨通了他的办公室的电话后,只说了一句:是我,王斌。电话那头的朋友笑了,你快来我这吧,快来。

完全没有离别十多年的陌生感,只有再见时恍然如梦般的亲切如昨,他就像是一个流浪者归来。

来源: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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