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城市的新维度:评阿尔多.罗西的《城市建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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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岸 发布于 2012-9-1 13:59:09
作者:玛莉.露易丝.罗伯辛格尔, 多伦多大学

罗西《城市建筑学》一书在1966年的出版标志着一场有关建筑和城市主义(urbanism,又是可指“都市观”或“都市形态”)的若干年研究和写作的结束。罗西把这本书写成了有关都市主义的一种科学专著,试图为分析现有城市条件提供分析性词汇。他的论文乃是针对意大利建筑学界在整个1960年代部分地面临前所未有的战后城市转型时有关未来城市形态该是怎样的争议和辩论所做出的回应。部分地,在本文中,我将按时间先后讲述一下意大利有关城市主义辩论的文化语境,也就是激发了罗西想用“城市的建筑学”、自主性(autonomy)和1960年代中期意大利建筑师为当代城市提供批判性阐释时所发表的厚厚的研究报告和诸多文章中所引入的“新维度”(la nouva dimensione)概念做出区别的,一种新的都市理论,提供客观原理的条件。当时,绝大多数的报告和文本都把激进地对于战后意大利城市进行社会和物质实体改造作为出发点的,以此对现代主义都市观的遗产做出判断,以此对城市的未来形态做出预测。正是在这么一种思想鲜活、满是争论的探求领域内,罗西1966年的《城市建筑学》才因其作者意图的清晰性而显得与众不同。

《城市建筑学》的写作模式是论著模式。作者想要确立一种研究都市主义的科学。该书的主题既是受到1960年代早期意大利建筑话语中有关城市尺度和形态的热烈争议的影响,也是对这种争议的反应。换言之,作者对于城市的思考是首先针对战后意大利这么一个具体的历史语境展开的。该书写作的部分原因在于作者看到了都市主义在一个交叉学科研究内的学科界线的消亡。

本文接下来就会研究一下推动罗西在论文中把寻找分析城市术语当成一项要完成的任务的那些事件,并把罗西的论文置放到那一时期的城市辩论的格局当中去。虽说罗西在该书第一章里就很是清晰地陈述了他的目的,对于《城市建筑学》一书的接受,特别是在英美世界里,总是倾向于把罗西理论翻译成为一种自主性的城市科学,是支持着英美世界里对于建筑自主性的预先关注的证据。例如,当1976年埃森曼把罗西此书作为阅读推荐书介绍给读者时, 他声称“《城市建筑学》的出版对于自主性建筑的概念的演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西班牙建筑师莫尼奥(Rafael Moneo)曾在《对抗》杂志上评罗西的文章中介绍过此书被翻译成为英语后埃森曼这一陈述的背景。这一阐释又远离了原来的语境一步。在1984年的《哈佛设计综述》杂志上,“自主性建筑”再度成为那一年的一个专辑。其中,达梅托(Claudio D’Amato)发表了一篇庆祝《城市建筑学》意大利版诞生15周年的文章。达梅托把该书历史地置放到了1960年代初期的建筑环境中去。在此之前,1981年,曾经在弗格(Fogg)艺术博物馆举办过“自主建筑学”的展览,其中的图纸后来被发表出版。达梅托的文章旨在把罗西的书从“建筑自主性”的支持者的文章和出版物那里拿回来。而另一方面,迈克里奥德(Mary McLeod)对于《城市建筑学》英语本的评述则谈到了意大利的社会政治语境,并很是重要地将该书当成了用于调研的一套规则,这样的规则“并不会决定罗西具体的形式选择。”

于是,罗西著作在1970和1980年代的建筑文化中的解读也成了要全面研究的东西,毋庸置疑,这本书最初出现在北美时,对于这本书的接纳折射了跟此书最初形成和目的很是不同的陌生的关注和理论倾向。对于《城市建筑学》这种接纳方式部分地当时有关罗西的二手文献的兴趣延伸的直接条件。很显然,当《城市建筑学》一书1982年的英文译本首次问世时,《建筑教育杂志》就把罗西建筑思想和设计发展中此书出现的位置顺序给弄颠倒了。罗西早期的职业生涯里曾经跟别人合作一起做过竞赛、一起出过文章,他的职业活动主要是关于建筑学和都市主义的教书、研究、写作。相比之下,等《城市建筑学》的英语版出现时,作为建筑师的罗西已经蜚声世界,并奠定了他作为Tendenza那些人当中的领导地位。我们应该注意,《城市建筑学》的英语版时间要晚于《一部科学性自传》一书的出版——这是一本目的很是不同的著作,以一个明显是个人视角而写的,折射着罗西生平和职业生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时期。让人们混淆的原因还有,罗西早期发表的那些文献在意大利之外并不为人熟悉。这样一来,人们常会把《城市建筑学》当成是一个独特的陈述,表达着一种跟罗西晚期更为个人化的写作很是不同甚至相反的统领式的理论写作。英美世界的人多喜欢罗西的绘图,也喜欢把罗西当成建筑自主性的推动者,从而忘记这本《城市建筑学》乃是针对非常具体的事件们做出的翔实调查和博学的回应。罗西自己很清楚此书最初成因和后来在意大利之外被接纳方式之间的错位的。在1970年代中期的一次美国讲座中,罗西指出此书是针对意大利建筑内的争议而写的,他承认,岁月“冲淡了”这场辩论。

本文将从对于“《城市建筑学》的国外遭遇”转向对于罗西最初撰写此书的动力的追踪。为什么罗西想要界定一种有关都市主义的科学的原理?值得再次指出的事实是,《城市建筑学》的意大利语版是1966年由帕多瓦的Marsilio出版社出版的。它的英译本差不多是16年之后出现的。此时,撰写此书的历史语境和刺激了作者的那场辩论都已经成为过去。罗西在1960年代中期所留下的笔记和发表的文献都表明他当时的目的是要书写一部有关都市主义理论的专著【译者注:urbanism汉语起码有三层意思,它的汉译可以根据不同语境的要求有不同的汉译,比如,它可以直接指,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这时翻译成为都市主义即可,又可以指哲学和思想家们探讨的都市观或者都市论,还可以具体指城市的形态,从轮廓、平面到空间】。罗西是想跟在启蒙时代的那些论著后面,提出分类,描述具体城市现象,为分析城市结构的变化,提供精确的术语。【译者注:那些看到“类型学”跟“结构主义”联系的读者往往忘记“类型学”更有着启蒙时代的起源】。罗西对于城市形态的关注,特别是对城市形态之历史和动力的复杂整体性的关注,体现在他对城市人造物的构建过程的解释上,以及他对1950年代在意大利建筑现代主义重新构建的天真功能主义的批判上。或许最为重要的是,《城市建筑学》乃是意大利这一时期建筑辩论中精英份子当中特别是学院派转变的体现。概言之,这一转变可以被定义成为从调查连续性、建筑现代主义传统、对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风格的批判,向着城市和城镇规划的转向。《城市建筑学》展示了罗西对于连续性和现代主义进步演化的信仰,阐释了可以更为广泛地用诸如社会、心理、历史原则解读的功能概念。罗西也试图建立一种在这些原则下的分析方法。罗西的论文还是针对意大利城市不断扩张的尺度和开始出现的城市主义学科都内部具有的具体争议要点的回应。

在意大利战后的建筑学里,这种向城市议题和当代城市问题的转移有着自己的独特性,记录着建筑师角色的重新定位。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意大利的建筑话语就从询问建筑的表现力潜能和对物体的关心,转向了对于建筑师能够在都市主义领域里做些什么的探求。一方面,城市设计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历史尚未展开,我们还是可以说,意大利人有关都市主义的辩论平行于那些年间有关都市主义这个学科日益强烈的痛楚。而人们对于毫无章法的意大利城市开发下的战后重建的失败、以及对于无法对农村涌来特别是从南部涌向米兰都灵热那亚这个工业三角区的农民工们提供合适住宅的感受,加剧着这种痛感。虽说意大利二战前和重建中都一直在关心城市扩张,到了1950年代,城里爆炸式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地理重组的问题加剧着意大利经济奇迹期(1957-1963)的社会转型痛苦。



例如,在经济增长高峰期,罗马一下子多了100万人口,对城市基础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在罗马历史中心区。诸如米兰、都灵和罗马不断膨胀的城市边缘地带多是开发商住宅和政府住宅区和商业和工业建筑难以控制的混合体。这些地带都是疯狂炒地的地带,其建筑活动法律都管制不到。这样的变化速度深刻地影响到了意大利城市中心们的形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场所,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传统形态的社会一下子弹射到了一个大众消费的都市化社会。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变化动力促成了一种流动性的大众社会的出现,把意大利城市转化成为中心和边缘这样的不均衡发展格局。到了1960年代初期,建筑师们把这种难以缝合的社会地理形构所带来的挑战,视为是一次对职业责任和建筑学学科进行重估的召唤。

跟批判的建筑话语转向城市保持一致的,是建筑界从罗杰斯(Ernesto N.Rogers,理查德的叔叔)向建筑教育家兼建筑师威尼斯建筑学院院长乔赛普.萨摩亚(Giuseppe Samoa)和这一时期在几所大学任教的建筑师兼都市主义者卢德维科.夸劳尼(Ludovico Quaroni)的影响力的微妙转移。作为1950年代直到1964年的《美丽家居》(Casabella)杂志的编辑,罗杰斯曾深刻地影响了意大利的建筑文化。他还在“美丽家居研究中心”以及通过他在米兰理工的教学培养了一整代的年轻建筑师。在《美丽家居》,1961年罗西和Francesco Tentori作为编辑的晋升标志着一次换岗。另一方面,夸劳尼和萨摩亚作为罗杰斯的同代人都曾研究过城市尺度,并都是“都市主义国家研究院”里的积极成员。萨摩亚写过一本著名的有关现代城市发展的书,叫作《欧洲城市的都市主义以及城市的未来》(1959年)。在1950年代,夸劳尼曾经负责过像罗马Tiburtino住宅区(1949-1954)这类最为重要的战后住宅项目,以及靠近意大利南部Matera的La Martella新城项目(1951-1954)。

虽说二战后意大利建筑界的继承格局是典型的北方米兰跟所谓罗马学派的竞争,这里,这种地理描述【地图炮】并不禁得起推敲。在介入都市主义新维度的辩论中,这种在罗马人、米兰人和威尼斯人之间的联合并不是遵照地区关系来的。例如,罗西的一个重要合作者和坚定支持者就是卡洛.艾莫尼诺(Carlo Aymonino)。他作为一个从属于罗马学派的建筑师战后曾在威尼斯以及在1960年代初期在罗马都教过书。而1963年,是萨摩亚和德卡洛(Giancarlo De Carlo)被从威尼斯和米兰邀请去出席罗马大学去参加有关城市领地思想的讨论会的。从1959年到1965年,有关都市主义的辩论上升成为两代建筑师之间的辩论。罗西《城市建筑学》在1966年的出版也就标志照意大利建筑界关于城市形态、历史和当代城市未来的广泛辩论的结论阶段。

在罗西发表于1960年代初期的诸多文章中,其1962年的“新问题”最终简明地捕捉住了之前城市增长10年里对于意大利城市的改变,到了一种程度,城区和周围乡村的物质差别已经不再存在。像当时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罗西在这篇文章中也认为“城市”一词已经不足够描述城市形态这种浮现中的无定形状态。从这里,他得出结论,认为应该把经济、社会、空间要素主宰着城市形态,解读成为如今的“大都会地区”就是一个巨大的就业市场。这种把涌动的都市动力有赖于就业的说法,等于在说推动城市增长的动力只是从意大利乡村进入城市的移民这么一个关键性动力。在此后的4年里,罗西一致试图界定作用于城市的力量的本性,他的这一目标跟那些专注于描述人口增长效应以及城市边缘的形成的建筑师的目标很是不同。对于罗西来说,浮现中的城市形态以及它的社会和物质实体形构展示给建筑师们新的任务。在这一时期里,人们经常会看到,城市扩张所带来的后果不断地挑战着建筑师去在都市主义的领域内去界定自己的角色。例如,在1959年的都市主义国家学院的7次会议上,与会者就开始辩论建筑、都市主义和城镇规划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转移。大会报告《城市的面孔》提出了建筑师所要关心的当代城市的两个方面。首先,该报告任务,建筑的视觉影响力已经发生变化,因为大容量的交通模式和日益增加的机动性所带来的感知模式的变化。新的城市维度的空间性和时间性让过去那种只是正立面观看的建筑过时了。其次,战后城市结构是基于不同要求发展的:比如铁路、交通工具、消费者欲望现在统领着都市发展和建筑形态。报告建议建筑师们应该从“建构性的规划”(architectonic planning)去思考问题,在规划的尺度上去思考建筑学。正如一位与会者所建议的那样,建筑师应该“从构想一种城市的建筑学,或者说,能够面对意大利城市扩张的视觉和物质实体维度的尺度上构想一种建筑学。”


其实,在战后的意大利,快速城市化和相应的社会变化已经衍生出来有关意大利新城市维度的各种理论了。在罗西《城市建筑学》里,有两种来自Tentori的照片显示着传统城市的未来以及对于介入的合适维度和方式的推测。在1959年夏天召开的一次有关都市主义的研讨会上,萨摩亚就发明了“新维度”或是“新维度”这个词去描述城市、城市的社会经济形成和周围乡村之间的动力。在1960年代的意大利建筑文献中,新维度这个词指的是推动城市增长的各种动力以及增长的难看的分布态。对于某些人来说,新维度意味着不均衡和病态的发展状态,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又意味着一种新的城市形态的有机浮现。萨摩亚就把未来的城市形态描述策划能够为城市中心跟城边跟区域一一种动态的社会经济交换的方式联系起来的模式。日益增强的机动性和各个层面的交通便捷性将弥合中心和边缘之间在社会和经济分配上的不平衡,走向财富和服务的更为合理的平衡。他的这一乌托邦史的阐释部分地是受到了“花园城市”学说和倡导区域政府和各种相对于中央集权的分散化治政的多数是英美的规划师和理论家们的影响。

罗西的“新问题”一文发表在Casabella continuita专题为“意大利疏导性中心”(centri direzionali italiani)的专辑中的。所谓“疏导性中心”计划类似于美国的CBD(商务中心区)在重塑大城市中心区过程中的角色。这个词被发明出来,意味着各种意义的集中,比如在历史中心区和城市边缘的连接地带设置服务和商务的集中区。这类计划所要解决的是重新疏导城市发展方向,把交通流从已经不堪重负的历史中心引出去。理论上,这类计划旨在把一个个孤立的边缘发展区跟中心联系起来,促成城市扩张区域内的有序发展。在当时的竞赛方案中,此类cd 通常是以大型基础设计的建造形式出现的:塔楼、停车库、集装箱似的建筑物——彼此靠着高效的铁路、高速路和立交桥来联系起来的。这类“疏导性中心”centro direzionale,是跟分区的城镇规划以及经济规划绑在一起的,但是对于建筑师们来说,这也是对于城市规划的一种批判,因为这样的计划从仅仅是政策走向了建构性的组织过程。带着对于这一时期乐观情绪的反应,塔夫里在同一期的《美丽家居》专辑中也撰文,去倡导“从静态规划走向基于对城市和周围之间交互影响研究的动态规划”的必要性。这还是塔夫里职业生涯的初期,他那时还是罗马为阵地的建筑师与都市主义者协会的成员。他并不是支持将把城市和区域这两个如他所言很是不同有机体的整合、联系在一起的基于行政和技术设施的新维度途经的唯一倡导者。

不过,说说这种新的城市发展的效应是相对容易的,要想对这种新维度形成分析术语或是分析性技术却相对困难。在1962年,建筑师德卡洛就召集过一次针对“城市和城市区域新维度”的交叉学科研讨会。这一会议的主办方是1958年成立的旨在研究米兰和伦巴第地区城市发展影响的基于米兰的伦巴第经济与社会研究学院。德卡洛是这个研究学院负责研究都市主义的主任,也是“城市性区域”概念的支持者。这个city region概念是由诸如英国规划协会主席William Holford以及德国和法国规划组织代表们这些国际专家们所提出的。他们通过美国和欧洲的数据和例子提出了一系列假说,这群人就在界定城市性区域的思想时一直在辩论着分散化的可能。

德卡洛把“城市性区域”很是暧昧地界定成为 “在一片领土内部彼此有着不同利益”的多样体,或者更直白地说,都市主义展示了自组织系统的行为特点。这样一来,城市就永远处在一种动态状态,城市的生长和城市的形态都是由时间中经济和社会要素所决定的。德卡洛比较了两种不同的阐释,就是把城市性区域理解成为一种开放结构,把传统城市反过来描绘成为一种等级化、静态、封闭的结构。跟组织传统城市的形式法则和风格要求不同,城市性区域把自身表达成为无风格的形构。这样一来,不管城市概念有多么模糊,这种把城市当成一种非形式性的开发结构的定义就受到了那种坚持从使用的各个层面介入、同时把分散化解读成为自发和无权威控制的演化过程的证据的立场所强化。被视为是开放结构的城市就促进了新的社会形态形成,为更为公平的社会形式铺平了道路。

德卡洛这一坚决地对立于罗西的立场可以部分地追溯到他早期思想形成和二战期间经历身上。起码,这两种源头都值得简要一提。对德卡洛城市主义当中的政治思想第一个主要影响来自二战时他对抵抗运动的参加,以及他对所谓左派和右派意识形态的同时拒绝。在这一时期,他跟无政府主义之间发生了接触,虽然他从未声称自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在他有关开放结构和公众参与的认识中,还是能够找到无政府主义的痕迹。也是跟无政府主义有关、且是花园城市理念的支持者,意大利的社会学家多戈里奥(Carlo Doglio)在德卡洛职业生涯的早期曾对他的思考产生过影响。尔后,德卡洛出席了CIAM(现代建筑国际大会)和Team 10的那些会议。事实上,在1962年举行的Team 10会议上,德卡洛提出城市就是包含着一些固定的点或是轴心的弹性系统,在指定条件下,什么城市形态都可能出席。而在此类都市主义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参与的力量的概念。

与之相对,罗西则质疑着对那些在规划城市的未来形态中对于改变性力量的过份强调——使用者、经济、社会学、高速路系统。在“新问题”一文中,罗西抱怨伦巴第经济与社会研究学院的大会太把规划当成“目的”(the end),而事实上规划只是实现这个城市而不是那个城市的手段(means)。他认为,如果都市主义作为一个学科要想获得作为一个科学学科的尊严,那就不能只停留在提供管理城市的意见、或是一种思维状态、或是有关城市变化的情感的层面上。,1962年,罗马大学的一群青年建筑师在“城市领域”的旗号下进行了一个所谓试验性的设计课。因为和左派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群建筑师在诸多话题中特别对于当代城市里中心与边缘的经济与政治权力不平衡现象发起了批判。他们同时还强调着对新的城市维度的条件的讨论。学生们在课上在罗马边缘Centocelle设计了他们的超越一般尺度的疏散指导性的新中心。这些基础设施构成的建筑包含着停车库的桥头堡、连接城市和新中心到更远地带的高速路、匝道。在接下来的春季,罗马大学那些带着不满情绪的建筑学学生们占领了建筑学院,抗议他们的教育太过“学院派”,要求改革课程,面向城市问题,特别是对于主宅的需要。从一种政治的立场看,1962年或许是最为重要的一年,因为意大利战后第一个左派政府上了台,允诺对土地开发法律进行改革,希望消解国家为中心的官僚体系,复制区域性政府。正是这种对于左派的短暂开放期,激发了建筑师们对于跟行政程序相结合的城市政策的构想,希望能够解决现存的都市问题,完成向一种更为民主的社会的过渡。虽说是由这些真实的事件推动着有关新尺度的辩论,这类讨论主要还是学院里的事情。虽然这场辩论的观点也许并没有起到什么实际的作用,辩论却一点都不缺热度。

根据一位见证人的说法,罗西和德卡洛二人在1963年有关都市主义的试验课上的差别近乎白热化。夸劳尼和德卡洛是Olivetti公司赞助的、在Arezzo进行的针对城市的学生研讨会的6位主持建筑师里的两位。其他人还包括罗西、塔夫里和波罗.切萨莱利(Paolo Ceccarelli,就是经常来华南理工的波罗)——这位建筑师最后去了MIT学习。这些建筑师负责指导来自全意大利的主要建筑院校的学生小组。建筑师、都市主义者和客座演讲者讨论了规划法规、机动性和消费的影响、土地炒作后果等常见的话题,还有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一位当年的参与者记得,切萨莱利提倡的是林奇(Kevin Lynch)的学说,代表着左派都市主义的声音。而罗西则坚持,要在城市分析中具有新的客观性。这些不同的方向很难调和,似乎在那些看重社会学和经济学分析的建筑师和那些看重城市本身物质条件的建筑师之间出现了重要的分歧。

许多年后,罗西抱怨战后意大利建筑无望的时刻是,就说正是从外部学科术语的发明(经济学、社会学或是语言学),以及它们在城市研究里模糊的套用才让建筑绝望。到了1963年,罗西下决心要为精确描述建筑和城市形态之间的具体关系准备出精确的分类。他的这一决心也正是源自对于“新维度”支持者们反形式的立场和暧昧做出对抗。

虽说本文不能详细讨论罗西针对“新维度”立场所给出的回答,我们还是能够1965年为准备第10次意大利的国家都市主义学院大会的那些文章中窥到这场辩论的广度。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德卡洛想要讲的是地域的组织,格利高蒂(Vittorio Gregotti)则对地景的建构形态做出了思辨,而其他建筑师则讨论了跟设计有关的人类地理地景。塔夫里给了一篇有关建筑、都市主义和乌托邦的论文。这篇文章预告了他后来作品的方向,但是还没有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的那么严格的对于建筑师作为职业的招牌式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这些建筑师们批评向花园城市以及其后代诸如英国新城和城市区域以及Jean Gottman的大都会概念的回归,因为这类回归过度强调难以看见的各类经济区域,低估了城市里具体的现实性。还有,他们认为建筑师已经被林奇或是英国的城镇设计弄得都去关注人口学、机动性、视觉环境的心理效果去了,反而看不到身边的真实问题。他们还指责了丹下健三——作为当时常被提及的人物——他们认为丹下过度夸张技术事实,将交通这种旧日的功能主义主题神秘化。在他们看来,城市作为开放结构的概念只不过是把现代主义者的“开放平面”穿上了一个规划作为过程的政治化概念外衣而已。罗西和他的同仁们坚持,城市具有具体的维度,只有封闭形式才能在城市发展中提供连续性,才能鼓励生成新城市形态的那类活动。或许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建筑师认为——作为城市的社会经济生活和历史的钥匙——建筑乃是城市的具体基本尺度。

虽说罗西在1960年代初期的文章通常都是跟Casabella杂志或是IUAV的同事合写的,我们还是能够从这许多文章中看到他对待城市的新尺度问题上立场的成熟过程。例如,在“现代城市的边缘地带问题”一文中,罗西提出建筑师应该从新和旧的断裂最为明显的地方开始。罗西声称,在城市边缘地带最要的是“如何除去‘隔离’”,他承认把城市分成经济和地理的中心和边缘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在其它文章里,罗西对于战后规划中的理性主义延续做出了批评,他对所谓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伪乡土建筑母题丝毫没有兴趣。在一篇和他人合作的1960年的文章中,罗西说柯布的城市学说就是学院派和先验远景对于城市的强行投射,应该抛弃。在其1961年的“城市和边缘”的文章中,罗西再次关注起边缘的条件。用一种预示着“城市建筑学”的口吻,罗西宣称主宅是一座城市里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要素。这一文章代表着罗西开始思考北部意大利情形的具体性。配给文字的图片展示的是米兰城市边缘地带上绝望的地景,上面是标准化主宅、沿着路的工厂,没有任何社会生活的气息。到了1963年,罗西用他在威尼斯建筑学院和在米兰伦巴第经济与社会研究学院的独立和合作调查支持自己的这些文章。在一份1963年的“有关都市主义手册”的著书计划中,罗西开始用一种相当技术的方式对待他所言的城市科学。

差不多1年之后,罗西又有了一份新的写作计划,构成和主题都有了显著的变动。1963年之后罗西的笔记和文章都对熟悉《城市建筑学》一书的读者来说显示着一种研究深化和参考资料的积累。除了那些有关城市的经典文献,比如Carlo Cattaneo,Max Weber, Lewis Mumford之外,罗西还增加了对于当代欧洲城市的研究。这种对当代欧洲城市的学习和研究来自诸多源头,比如Werner Hegemann, Giovanni Astengo, Maurice Halbwach, Marcel Poete, Goerge Chabot等有关城市地景的思想。

罗西对于建筑界对城市尺度的迷恋以及典型地对于新维度的交叉学科模式的批判,可以说并不令人惊讶。在有关都市主义的一本书的笔记中,罗西提醒建筑师们要小心对于城市扩张的过份乐观阐释,以为那就是对经济不平衡的平衡,或就是社会经济进步的证据。他也对总是用“区域”一词作为口号去鼓吹的作法提出批判,如他所言,那不过是一种城市的“巨构论”。罗西在《城市建筑学》一书的第四章试图戳穿“尺度”的神话。他用实例去抨击那种把城市当成自发性构成的说法。比如,他所引用的Halbwachs对于征地的各种形式的分析,就是要证明经济力量的确是城市动力中一种主要动力,它们是可以通过城市结构去分析出来的。罗西的观点是双重的。在整本书想要为基于城市物质事实、城市里的建筑和诸如土地产权进行调查勾画出技术方法的目的背后藏着第一个方面。这些调查技术的目的并不是仅仅在于描述效果,而是要生产出有关诸多作用于城市形态的力量——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力量——具体知识。罗西的第二个观点在于,他不认为战后城市史无前例的扩张真地改变了分析术语或者“城市人造物的实质”。相反,罗西提出,不管这些力量是在推进还是在阻挠,它们却是普遍的,不过在效果上却不是通属性的。罗西明白无误地陈述到,“城市分析使得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力量是怎么发挥作用的”。例如,理解炒地运动的背后具体历史因素就可以揭示它对这座城市而不是另一座城市的结构所产生的效应。罗西觉得仅仅意识到经济、政治、社会、自然或是人为灾难带给城市的力量是不足够的,罗西反对对城市改变做出乌托邦式或是末世般的预测。罗西坚持理解城市本性的必要性,以及各种力量是如何作用到城市身上,产生城市形态变化的过程的重要性。不同规模的开发当然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但是尺度本身并不影响调查方法的精确度。罗西的城市结构分析靠的是城市人造物的概念的。

在《城市建筑学》的最后一章Evoluzione dei fatti urbani,英语的译法是the Evolution of Urban Artifacts【fatti, artifacts就是被汉语竟然被译成了“艺术品”】, 罗西回到了“城市人造物”作为一种描述性分类体系的讨论上去。他想在城市的复杂动力中寻找到一种关键性要素——个体的或是复合的。在该书的第一章里,罗西就已经很全面地引入了fatto urbano这个词【意大利语的fatto既是facts也是works, fatta则是种类】。这个词其实来自法语fait urbain,很难被直译成意大利语或是英语。翻译总是一个大问题,而罗西著作进入英语世界的翻译更是特别困难。对于我们当下的调查里说,对于fatto rubano的作用的描述可能更为有用。罗西在《城市建筑学》里花了诸多笔墨去描述城市人造物获得价值的各种方式,也就是说,这些城市人造物是怎样变化的,又在怎样在时间中在城市的物质实体结构和社会政治想像中产生变化的。我们切不可把“城市人造物”用最为消减的末世理解成为建筑学仅仅对于物体的关注,而是在城市的形成和结构中有着复杂性和动态特征的。

对于罗西来说,城市人造物是超越了仅仅作为组织功能意义的一种心智和物质实体的建构过程。还有,罗西把城市人造物赋予了具有意味的形式的美学品质。这种美学考虑在功能思想之外添加了另一个维度。罗西还质疑了自主性的问题,就是把城市人造物当成最终会自我调解、有别于必要性的看法。城市人造物的实质既是可见的又是难以看见的,它是通过在时光中积极参与到城市的结构化过程历史地构成的。对于城市人造物在城市这个被各种力量社会和历史决定的整体中的角色的复杂描画,让罗西的立场跟新城市尺度支持者们把城市看作是“在区域领地中”偶然发生的立场,针锋相对。在《城市建筑学》里,罗西试图为都市主义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稳定其原理和分析工具。和威尼斯建筑学院的同事们一道,罗西试图把类型学和形态学作为技术,去客观记录和评估那些被证明在城市形态演化中产生出后果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也是历史)的动力。

类型学和形态学的概念部分地是受到罗马建筑师Saverio Muratori的类型学研究的影响的。这些概念也被广泛地解读成为能对形式作为动态事实进行研究的分析性工具。在《城市建筑学》里,罗西提出,建筑类型学体现着人类生存的形态,以及产生了物质地维系着城市的建设过程的真实事实。对于城市形态学的研究需要诸如社会形态学、经济学、人口学、人类地理学的信息,在罗西看来,城市形态学就是社会医疗和集体心理学的侧面。一方面,罗西承认林奇有关城市的视觉方面的调研的贡献,另一方面,罗西对林奇的方法持有怀疑态度。跟林奇那种访谈技术和观察的松散分类不同,形态学和类型学研究在一种结构性逻辑之内,汇聚了有关城市组织的所有问题。罗西的贡献还不止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方法;而是,诸如城市人造物或是城市里的纪念物这类概念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一般性的描述范畴,而这类概念是当罗西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时所构想出来的。而罗西并没有描绘建筑师们该如何使用这些原理,或者该怎样接下去设计。

《城市建筑学》乃是一本将都市主义的阵地巩固成为一个自主学科的专著。因为这一专业领域开始有别于、有利用于来自经济学、社会学、城市规划实践的知识。意大利人在评述《城市建筑学》时,多会承认罗西在1960年代初期面对当时具体学院话语是试图把都市主义构建成为一个“客观科学”的尝试。这些评述多会认可罗西的博学,认可他对历史的运用、城市形态和政治之间的有机联系。Giorgio  Grassi就把这本书说成是米兰理工建筑学院和威尼斯建筑学院教学环境内的那些辩论的产物,并认为该书的关注点太过地方性了。如我们可能预期的那样,Grassi支持罗西对于有机理论和功能论的抨击,以及罗西对于更为晚近的行为主义者对于城市阅读的抨击。Gregotti则喜欢罗西对于城市地理学的使用以及政治分析,如他所言,《城市建筑学》奠定了“城市科学的科学自主性”。不过,Gregotti提醒读者要注意罗西过于讲话的立场,以及过于狭窄的建筑学观点。Aymonino 则鼓吹罗西的政治目的,推崇罗西试图从真实决定着城市形态的各种社会群体、法律、政治身上一一解开意识形态谜团的努力——例如,功能主义者的,自然主义这的,保护主义者的范型。有一篇不太热情的评述认为罗西在混沌的城市里用语言和稀泥,此评述误解了该书的目的,抱怨罗西没能解决城市尺度的问题,也没有给设计提供指南。

1966年,罗西此书所要回应的是有关新的城市尺度的辩论。罗西的这本书并不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样,是对现代主义或是现代建筑运动的坚决拒绝它也不是对于一种自主性建筑学的呼唤。此书以城市人造物的复杂的功能们——社会政治的,经济的,美学的——去对抗天真的功能主义,并对现代建筑运动的城市立论的批判性重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罗西勾画了源自“从整体解读城市”的认识的对城市结构的分析方式。他拒绝当时已经日益专门化的阐释模式——社会学的、功能的、经济的——因为在罗西看来,专门化的阐释忽视了形式的首要性,把城市作为物质实体的重要性打到了次要的地位。《城市建筑学》抗议了当时所谓交叉学科研究中把城市形态清空、把城市跟历史的深刻关联清空,去做抽象分析的作法。罗西看重把建筑作为城市里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一种城市人造物以及作用在城市身上复杂力量的首要物质证据的作用。建筑作为一种具体事实或是作为一种具体人造物,用这个词最为饱满的文化意义,不只是生产了有关城市的知识,还通过详细的分析方式,也能显示作用在城市身上和在城市内的那些力量。其它学科只能描述城市或是将城市理论化,而建筑则是诸多作用在城市身上的力量的证据。对于罗西来说,什么学科会像建筑学这样拥有如此可以理解的权威性。建筑让都市主义具有了一种包含了城市的建筑学的独立学科。

1966年,罗西此书所要回应的是有关新的城市尺度的辩论。罗西的这本书并不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样,是对现代主义或是现代建筑运动的坚决拒绝它也不是对于一种自主性建筑学的呼唤。此书以城市人造物的复杂的功能们——社会政治的,经济的,美学的——去对抗天真的功能主义,并对现代建筑运动的城市立论的批判性重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罗西勾画了源自“从整体解读城市”的认识的对城市结构的分析方式。他拒绝当时已经日益专门化的阐释模式——社会学的、功能的、经济的——因为在罗西看来,专门化的阐释忽视了形式的首要性,把城市作为物质实体的重要性打到了次要的地位。《城市建筑学》抗议了当时所谓交叉学科研究中把城市形态清空、把城市跟历史的深刻关联清空,去做抽象分析的作法。罗西看重把建筑作为城市里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一种城市人造物以及作用在城市身上复杂力量的首要物质证据的作用。建筑作为一种具体事实或是作为一种具体人造物,用这个词最为饱满的文化意义,不只是生产了有关城市的知识,还通过详细的分析方式,也能显示作用在城市身上和在城市内的那些力量。其它学科只能描述城市或是将城市理论化,而建筑则是诸多作用在城市身上的力量的证据。对于罗西来说,什么学科会像建筑学这样拥有如此可以理解的权威性。建筑让都市主义具有了一种包含了城市的建筑学的独立学科。

在意大利战后的批评话语中,1966这一年绝对可以算作是一道分水岭。其中的一侧是有关城市和现代主义未来的热烈辩论、在建筑学院所上演的各种试验所集中的又被杂志、研讨会、竞赛推向高潮的对抗。罗西的书就是诸多标志着有关当代城市和它的新尺度的辩论走向结束的信号之一。来自建筑师诸如Gregotti,Aymonino,Samoa , Tafuri,de Carlo等人的著作肯定着这一时期研究活动的强度,或许更为重要地,代表了当时意大利建筑师提出他们对建筑和城市质疑时的理论化偏好。在1966年之后,当建筑师们的关注点转向别处,开始关注政治运动和转向一方面影响了建筑里顽固的意识形态批评、另一方面哺育了新先锋主义的波普激进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时,城市问题就淡化了。与此同时,罗西的书成了诸如米兰理工和瑞士ETH这样建筑学院里的主要影响书籍。并随着它被译成其它语言,影响到了海外。更为著名的是,这本书成了1970年代Tendenza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时,作为一种意大利建筑探索的分支的支持。虽说这本书的形成有着一种高度具体的语境,以及它后来在英美圈子里晚些时候受到广泛的追捧,这本书的出版还是标志了批判性的建筑话语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也是对之的一种重要贡献。作为一种有关都市主义的理论,此书推动了从1970年代往后人们把建筑和都市主义作为建筑理论不可回避并且是视其为学科自主性基础的认识。

结语
在罗西的《城市建筑学》发表40年之后,我们不得不问,罗西当年的研究和论点是否对当下的城市和建筑话语保有价值。罗西当年所要追求一种城市科学的原理是不是一种过时的任务?罗西当年把形态当成是构建城市现实的历史过程的证据、罗西当年对尺度中的巨型化深表怀疑,并认为那是抽象的结果,他的这些看法算不算是一些自负,在当今全球化或是庆祝着浮现性的都市主义的学院话语中不再拥有任何地位吗?这些后面的疑问是因为我们如今不断会看到诸如去中心化的例子、以自组织系统的积极成果的托词对于大尺度城市化区域的记录、以及各种设计学科的交叉繁衍,特别是地景和都市主义的交叉。

我相信,在当年“新尺度”支持者的那些关注要点和当下描述浮现性都市条件和对推动设计发明的另类出路的寻找之间是存在着某些平行性的。诸如把规划看成过程的概念,诸如看重系统性,诸如看重基础设施,以及解放形式、实现城市潜能开放和不可预测进化的思想,它们都跟当下把城市化过程的特质作为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描述有得一比。

在这样的情形下,或许我们倒是可以从罗西当年对于新尺度的批判中学习一些东西。再次说明,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把罗西拯救到现在来也不是要重返他对城市阐释去。毕竟,他的思考是建立在影响着战后欧洲城市的过程和形式的解读基础上的。在结语这么短的篇幅里,我就集中在一个观察上。我的这个点就是基于当下人们对于设计的描述以及对于城市条件的描述是所使用的语言上。比如人们常会把城市条件描述为“流”flux or flow,并支持自组织的无等级的往来协约,以便避免在设计中走向静态、线性、整体化和预先规定化的趋势。这些描述性词汇试图捕捉住真实的力,打开建成环境里正在发挥作用的动力。这些词汇表达了一种将自然和人工、技术和流变过程融于一体的欲望。这样的追求当然值得推崇,人们也通常很难拒绝不接受这些描述性术语或是各种复杂力的图形示意图所产生的大量数据——诸如有关人口的统计数字、移民模式、植物模式、高速路,等等。那么,什么是这些概念和它们新的图像方式的局限和本质呢?

我们应该欢迎描述性语言和那些再现性技术,因为它们把我们的想象力向着构成性环境打开了,假设说,让设计师从形式约束和设计前提中解放出来。不过,有些分析性工具却没有什么不好的,那样的话,会产生一些有关作用于城市条件以及就在城市条件内部的各种力量的具体性知识。或许现在正是时候了,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并且更新罗西当年为了追求对于地景-建筑-城市互动过程以及它们形成过程背后的动力的更为亲密的理解所使用的诸如类型学和形态学工具了。在《城市建筑学》中,罗西花了许多功夫想要回避对于形式的工具性、可预见性、强加性的知识,为了就是能找出能把城市作为彼此竞争的各种复杂的力量和变化过程的“本性”去理解的手段。

当下理论所提出的反对历史的整体化叙事、反对预先决定的形式、反对可预测的结果和反对所谓后现代主义太多对形式的优先关注的挑战,虽说是受欢迎的,我却建议不带任何偏见地去读读《城市建筑学》这本书。可以跳过序言,从最后一章读起。(完)。
While the challenge launched by current theories against totalizing narratives of history, prescriptive forms, predictive outcomes, and the formal preoccupations of so-called postmodernism is welcomed, I would suggest an unprejudiced rereading of L’architettura della citta.  Skip the introductions and begin with the last chapter.

further reading, if you can get in from overseas website.

http://utoronto.academia.edu/MaryLouLobsinger/Papers/1493208/The_new_urban_scale_in_Italy

来源:城市笔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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