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者的最后10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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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飞 发布于 2012-10-10 12:12:55
匈牙利小说家彼得·纳达斯(Peter Nadas)在他那篇雄辩的《圣诞大杀戮》(The Great Christmas Killing)一文中,描绘了自己对处死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夫妇的纪录片强烈又懊恼的反应。纳达斯一贯反对死刑并信奉“司法程序”的正义;但当他目睹罗马尼亚独裁者最后的时光,这些并未阻止他内心复仇的喜悦。“齐奥塞斯库(Elena Ceausescu)一直看着他的妻子,小眼睛眨巴不已,笑容中饱含忐忑;你可以说,他可能对发生的一切感到茫然,也可能没弄明白他当初怎么能够权倾一时。”

这部名为《最后一百天》(The Last Hundred Days)的小说,以1989年的布加勒斯特为背景,记载了对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审判。指出这一点,我并不是认为是在剧透。小说结尾,年轻的英国籍叙述者刚逃出罗马尼亚,他在贝尔格莱德的电视上看到那场著名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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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夫妇,大约在1985年。

“我们看到齐奥塞斯库夫妇,他们坐在一张放在特尔戈维什泰地堡里的小桌子旁边。自始至终他们都不以为然,而且异常镇定。他们镇定的样子始终萦绕在我脑海中。在那一瞬间,也许因为他们感到死期不远反而坦然正视:她决绝地把外套扣子一直扣至下巴底下;他轻抚她的手,弄平整自己的头发,再吸上一口气……判决指出他们犯有多项罪行,既包括引发饥荒,也包括拥有太多双鞋子。辩护律师一度因为斥责法庭对他们实施虐待而被旁边的检察官控制起来。”

读到潘特里克·麦克圭尼斯(Patrick McGuinness)小说处女作的这部分,我便想起纳达斯的那篇文章,并叹服于麦克圭尼斯启发读者的技巧。这种技巧,某种程度上像是纳达斯反观自身时复杂的回应:令人目眩的胜利中却激荡着令人警醒的洞见——粗暴的刑罚只会延长这个国家暴力和压迫的历史。

《最后一百天》始于无名的叙述者来到罗马尼亚首都某大学执教。他似乎对发生在课堂上的事情并不介意。他更关心自己的同事们,因为他已深深卷入他们的生活,他也更关心自己一举一动都被密切监视的事实。“这正是监视者们做的:我们不再是自己,而开始生活在自己旁边。人性不能被改变,却可以因为过度关注自己的行为而被摧毁。”

在这本小说众多活灵活现的角色中,最具戏剧性的角色是叙述者的同事里奥·奥海克斯(Leo O’Heix)。奥海克斯精力极度旺盛,他迷恋冒险和疯狂,而挑战性地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教书是他白天的工作。他真正的职业是黑市贩子,每天过着众人眼中的布加勒斯特上流生活,打听、贿赂或者勒索罗马尼亚错综复杂的等级制度中任何一个值得打听、贿赂或者勒索的人。

此外,里奥还沉迷于记录那些富丽堂皇的历史地标——大部分是教堂修道院——而这正是政府为了切断人民与过去的联系,并为更丑陋的国家社会主义风格的建筑腾出地方而正在摧毁的东西。在一家以“犹太猪肉”闻名的特色餐馆里,里奥写道,通过这道菜,“整个欧洲大陆盲目的反犹主义赫然在目”,“这是一个充满阴谋和猜疑的世界,在这里,他感到如此开心,如此刺激,如此满足。”叙述者突然意识到“这里适合里奥,不是因为它与里奥臭味相投,而是因为里奥有过之而无不及”。

叙述者和里奥的友谊,使他得以广交朋友——这里理论上没有阶级,实际却严格地强制划分阶级。他与内务部副部长那被宠坏的美丽女儿坠入爱河。尽管我们试图在警察国家里有节制地使用“美丽”,但逮捕却是最贴切的字眼。此外,他还与一个年迈的共产党革 命英雄成为朋友。这位英雄正在撰写两种版本的回忆录,一个版本为应付国内的审查,另一个版本则是为在国外出版。他还见到了一个非法的异见者群体,他们希望他能在偷渡难民进入前南斯拉夫方面提供帮助。

当然,不管是哪儿的人,我们对他们的第一印象往往并不靠谱。但这样的误解,在叙述者的新社交圈子里却被证明至关重要。每个人,或者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秘密身份,都与植根于死亡或者死亡威胁基础上的文化,有着深藏不露且邪恶的关系。毕竟,大部分人都向安全部汇报邻居们的一举一动。叙述者对他周围的人令人震惊的每一个发现,都增加了我们对小说结局及主要角色能否平安无事乃至存活下去的兴趣。监禁、清洗、国家许可的殴打和谋杀,使小说情节更为扣人心弦。

在小说的最后,叙述者的新女友——在当地一家肮脏、条件简陋的医院工作的大夫,获悉了她至爱的弟弟离奇失踪的真相。她与叙述者的关系会突然结束,就像他与内务部副部长女儿(她指控他是个偷窥狂)那样?“你什么都不是,”她对他说:“不过是看到了而已!你就是个旁观者。”也许有人会问,包括诺曼·马内阿(Norman Manea)的回忆录《流氓的归来》(The Hooligan’s Return)在内,已有很多饱经齐奥塞斯库暴政的罗马尼亚人关于该时代的记述,我们为什么还要读《最后一百天》?

麦克圭尼斯写得太出色了,这正是激发我们对那位“局外英雄”的兴趣并报以同情的原因。麦克圭尼斯既是诗人,也是牛津大学法语和比较文学教授,在他书中所描述的那段时间,他正生活在布加勒斯特。他善于观察与思考,妙趣横生,一针见血。那怕只是一个段落,他也能将行云流水般的笔触、抒情诗般的旋律、幽默诙谐的文笔和格言般的语言融会贯通。正如他对罗马尼亚那位暴君为什么喜欢雕塑的思考:

“齐奥塞斯库的雕像通常有真人的一倍半大,当你站在它们旁边时,常常觉得自己很渺小,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让人窘迫的缩小。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或金日成都有70英尺(大约21米——译注)的大雕像,但齐奥塞斯库没有。他确信自己看上去天生与众不同、高人一头,适合在一个信奉无神论的国家担任领导者,这个国家信仰超人、不信超自然现象。齐奥塞斯库的塑像,正是因为在高度上的适度谦逊,使得它们看起来更为高大、更不可亲近。”

这样的写法,使得《最后一百天》对一个社会以及一段历史时期的记载入木三分、引人入胜,那是一个我们应该记住的时期,尤其是现在,苏东集团遁入历史;这本书也生动地呈现了当人们被政府欺凌、被鼓动用恐怖和怀疑的眼光去看待其他人时,世界会变得怎样可怕。

Francine Prose的近作是小说《我的美国新生活》(My New American Life)。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2年6月10日。
翻译:陈夏红
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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